在艺术史上，杜尚一直被神化为一个革命者。评论家蒂埃利・德・迪夫（Thierry de Duve）则认为，杜尚不是革命者，他只是一个“信使”（messenger），他所带来的消息“一切都可以成为艺术”其实出自1880年巴黎秋季官方沙龙——至于在此之前还有没有这样的说法就不得而知了。

且不论迪夫的观点是否可靠，但它至少提示我们，无论是于漫长的艺术史，还是于风云激荡的现实世界，其实没有任何一个艺术家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者，他/她只是一个信息的打捞者，一个最早传递变革将临的“信使”。也即是说，艺术（家）扮演的角色既不是历史的招魂者，也不是未来的（盲目）构想者，而是连接过去与未来之间的一个（最初）媒介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所谓前卫与其说是它改变了什么，不如说是透过过去，它带来了什么，并预见了什么。

身处后互联网时代，试图通过艺术改变社会或整体地构想一个未来，都变得愈发困难，艺术家能做的只有通过历史的打捞，探察未来变革的可能，或我们正在经历但尚未被发现的某个迹象。在这里，无论是金锋致信丢勒、哥白尼，还是冯骏原、龚辰宇关于中世纪骑士的技术——图像考古，无论是李汉威数字荒漠中的算法绘画，还是郭城、刘昕的（低）科技生态危机预警，无论是王思顺身体本能的溢出和抗拒，还是王芮魔法般的童话或寓言……都在提示我们，我们或许正经历着一场某种尚未可知的变革，而这种变革其实早在几百年前、几十年前或几年前就已经出现过；也或是，另一场更为深刻的变革正在萌芽当中。这其中，艺术家只是一个谦卑的使者，并不动声色地行使着自己的使命。因为他们并不期待被同时代人所发现，他们实践的意义其实不在当下，也不在过去，而在几十年、几百年乃至几千年后。到了那个时候，他们的艺术家身份才真正得到确认。